爸爸与书 （北京大学 | 沈艳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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栏目主编：李建丽
责任编辑：张亦怡
实习编辑：金海霞
爸 爸 与 书
今年的4月7日，北京大学公众号发文《北大教授林毅夫：真正的书房在心里》，读完转发朋友圈之际，不少往事与感受涌上心头。
到了办公室，看到新得一份电子书年卡的礼物，信笺上写：“赠吾友——愿不再惧怕每个不眠之夜”。也一直在琢磨为今年的“父亲节”写什么，那就写写爸爸与书的故事吧。
显然，这话题要从我这个女儿的视角谈起。人生中对书最初的印象，是与爸爸一起去大桥镇上的书店。一进门，油墨书香扑鼻，眼前是一大长排木制柜台。
那时候还小，个子还不到柜台高。爸爸让店员拿书来给他翻阅的时候，我牵着爸爸的衣角，什么也看不着。使劲踮起脚尖，看到柜面背后那壮观的一柜柜书。爸爸拿着一本书，倚着柜台就读起来。
读书时的爸爸好像沉浸在另一个世界里，周围的人来人往、店员的说笑唠嗑，都与他无关。我呢，又着急时间过得好慢，又好奇书里面究竟是什么世界，又不敢打扰爸爸，问他究竟看的都是什么样的故事。就这么着要过好久，爸爸会把书翻过来，看看价格，大多数时候都恋恋不舍地还给店员。
也有些时候，爸爸会下定决心买下一本书来，那时店员会用一张白纸，仔仔细细将书包起来系好，再交给爸爸。那样的话，回家路上爸爸的心情总是十分好，一路哼着他爱的曲子。
上坡弯腰使劲的时候，下巴的胡茬子，甚至会蹭到坐在自行车前杠上的我的额头。下坡时微风拂过，车前杠上的我，如同电影《泰坦尼克》里，露丝在船头迎着海风的经典镜头那般，觉得惬意。
书曾是奢侈品这件事，如果讲给燕园里的学子听，大抵是需要一段时间来解释的。
现在有的是各种免费就可以读的电子书；鲜有什么书会昂贵到需要节衣缩食来买的程度。
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苏北乡村，人们见面打招呼还是“吃了吗”，显摆自己有社会地位。常用标准就是经常去别人家吃了“六大碗”或者“八大碗”。
书这种既不能吃、又不能用的东西，是理所当然的奢侈品。更何况，有的书的价格可以昂贵到比一个月的工资还多。
三年前的“父亲节”，我在《父亲的礼物》一文中，曾有这样的记述：
读书、买书，对于农村人，已经太奢侈；而读大学、当作家，对一个已婚、还应承担养家责任的苏北农村青年来说，是奢侈至极的梦想。而我很幸运的，拥有了这样奢侈的父亲，更有和他一样奢侈地支持爸爸的母亲。
我五六岁的时候，父亲争取到一个给临近公社当新闻报道员的机会。我再陪父亲去书店时，记得有一本巨大的《辞海》缩印本。父亲几次让营业员拿给他翻看，然后又依依不舍地给放回去。
我至今记得，这本书的价格是22.2元，而那个时候父母的工资大都要交给正供着两个读大学叔叔的大家庭。如果母亲不精打细算，就不会有一分钱积蓄。
母亲那时的工作，是在一个社办小厂子用机床烤压塑料瓶盖。这工作很辛苦又没有额外的收入。父亲要买《辞海》，母亲一个月工资只有21元。于是，因为曾经学过内线电工和电氧焊技术，母亲想向厂里争取修理电动机的活儿。
母亲的辛劳，换来我记忆中一个特别欢乐的场景：有个周末，父亲从邻镇厂子下班回来，看到书桌上有新华书店牛皮纸包着的一本厚书。拆开，是那本他多日盼望拥有的浅绿色封皮的《辞海》缩印本。
那天晚上父亲的感动、母亲的微笑在记忆中已经模糊，但是爱一个人，就是在他迷茫痛苦的时候陪伴他、尽自己的能力去支持他、成全他，实现他自己的梦想——我的父母用《辞海》缩印本，给我诠释了他们对爱情的理解。
那本浅绿色封皮的《辞海》缩印本，至今仍在南京家中珍藏。如今常常练习“断舍离”的我，在处理物品之外，也逐渐能对书“断舍离”：将可有可无、或者虽然非常好非常有价值，但赠与别人比留给我自己更有益处的，通通赠送。
但是如果要问我，家中只能留下一本书的话会留哪本？那么我毫不犹豫的选择就是这本《辞海》。
因为这本书，不仅承载了父亲的梦想，也讲述了母亲支持爱人去追逐几乎不可能实现的梦想的爱情。
是的，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高考恢复，父亲的两个弟弟都先后考上名牌大学。而父亲因为已婚而不可以参加高考，只能在乡镇农具厂做木模工。
父亲的理想是当作家，在每天无数的刨花、早晚有时间还要去忙田间地头的时光里，读大学、以文字工作为业，过于遥不可及。
如果说小镇的新华书店更多提供的是心灵的慰藉，而母亲不余遗力的支持，才让“读书改变命运”这件事，从家中书橱里一本又一本中外名著到拥有《辞海》的书的阶梯上，一步步踏踏实实走出来，成为实实在在的可能。
“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颜如玉”，是宋真宗赵恒苦口婆心劝人读书的名句。在我家，这前半句是对的，父亲爱书、读书、珍藏书的样子，潜移默化影响着我。不仅让我从小就从古今中外的名著中领略不同的世界，也让我至今到任何一个城市都觉得，书店总是心安处。
而“书中自有颜如玉”么，则要换个理解：母亲姓颜，是爸爸与我心灵的依归，在家中如宝似玉；有妈妈，才有了家中的书。
母亲支持父亲读书，其实需要非凡的魄力：当年父亲终于在全国数万人挑一的笔试面试竞争中，考取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时候，不少人婉言劝母亲，莫要放爸爸出去读书，不然恐怕要成为《人生》里被高加林抛弃的巧珍。然而母亲的态度是，哪怕将来成为巧珍，也要支持爸爸去做他最想做的事。
这是年幼的我，透过爸爸妈妈与书，领略爱是“不求自己的益处”的时刻。
可以说，爸爸妈妈的爱情，与书分不开。有爱、有书，爸爸才从一个普通的乡镇木模工，成为中宣部等国家五部委评选的2009年度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；我也从得名于家中绕梁呢喃的燕子，变成有幸在燕园教书的人。
从小我从父亲那里观察到的，是读书时的最快乐、最享受。以至于到如今，如果睡前没有翻几页书，会觉得一天没有过完。但观察今天的中国，无论儿童教育还是大学教育，厌倦读书的现象比比皆是。
比如，虽然“减负”看似减少了孩子的在校时间、减轻了学校的课业负担，但由于优质教育资源太少，为了将来在小升初、升高中时获得尽可能好的教育资源，家长不得不早早将孩子送入培训班。
如今，幼儿园级别的奥数课程，都已经屡见不鲜，同时儿童抑郁现象也逐年加增。
在该尽情玩耍、透过玩耍向大自然学习、向同伴学习，建立安全感和习得自身定位的重要年纪，孩子们被强行塞入了不少他们未必愿意读的书、或者不适合他们年龄的书里面去。“鸡娃”的结果，是孩子从小就失去读书的饥饿感，这样的孩子长大后会如何？
其实是有前车之鉴的。日本战后复苏过程中，也有不少“鸡娃”的父母。但到了二十一世纪，日本心理学家斋藤环发现，在日本全国约有100万名隐蔽青年，他们生活于狭小空间、不出社会、不上学、不上班，自我封闭地生活，大约占日本全国青少年的一成，而且大多隐蔽青年是家中长子。中国目前对于厌倦读书的后果，尚没有充分关注与研究。
那么，为什么总要絮叨自家这点往事呢？毕竟我家只是万千家庭中十分普通的一个。
父母在焦虑中，给孩子安排各种各样的培训班；孩子在无可奈何中，按照父母的意志行事，失却了读书的胃口，读书也不再是习得安全感、让人愉悦的事。
这，不是读书该有的样子；但是，单纯责备家长不近人情，也是没有道理的——哪个家长，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身心健康、童年快乐？
问题在于，为什么环境变成了现在这样子？为什么那么多家长在“形势比人强”的哀叹中，明知培训班既费钱也可能累孩子，还要送孩子去呢？我们的教育究竟哪些环节出了问题，让塑造创新型人才变得更加欲速则不达了呢？
归根结底，如何让人与书的关系回复到健康状态，让书滋养人、造就人，成为创新之源呢？
当年，周恩来说，“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”。今天，我们为什么读书？
要为中华之崛起读书，在读书模式上，就更需要强调顺应天性与兴趣、强调保持对书的饥饿感、强调以爱为驱动。我们的教育政策，更需要多措并举，排除那些扭曲读书基本动机的制度安排。
这是今年梳理爸爸与书的关系时看到的一点微光。斯为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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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、教育部北京大学人力资本与国家政策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、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。研究领域为计量经济学。近年来研究主要集中在数字金融、金融大数据分析、政策评估相关的计量方法等方向。
诵/何一
新疆福海人，现工作于奎屯市广播电视台，一名记者型节目主持人，编辑并从事多档直播节目的主持工作。本期目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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